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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一个好村支书究竟有多难?

来源:中国网海峡频道 2021-06-01 15:56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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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全中国50多万个村庄里

  最重要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是“人”

  “村里现在负债6700万,加上利息总共1个亿左右。”听到这组数字,原本拥挤热闹的会议室里忽然安静了几秒钟。

  说话的人叫谢明,38岁,上任刚刚5个月,身为湖南省宁乡市永盛村的村支书,他的言谈举止更像一位企业家。6700万负债是什么概念?整个宁乡278个村,其余277个村的负债加起来也只有它的一半。因此,正做自我介绍的谢明露出了半是自嘲半是抱歉的神情。

  这是一场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由腾讯组织的乡村研学活动,来自浙江、广西、重庆等地的8位“学员村”村支书,到“导师村”——湖南新化县油溪桥村——交流取经,以便解决各自村庄的治理难题。

  但谢明的麻烦还没完,他接着说,2014年众多小煤窑关停之后,村庄成了地质沉陷灾害区。曾经的“三湘第一村”永盛村,如今不少民房塌陷开裂,道路等基础设施毁坏,连用以灌溉的80多口山塘,也“像洗菜盆似的”只顾漏水……

  他忽然抛出的难题超出了在座学员的料想。

  “那你当上村支书是怎么想的?”终于有人问道。

  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,谢明说,“我是‘抓阄’抓出来的。”

  请导师出出主意

  回到家乡永盛村之前,学财会出身的谢明已经是一家央企的区域主要负责人,累计承接过100多亿的项目,31岁回到家乡,他原本打算好好干一番事业。2014年开始,谢明担任总经理的湘都公司,在永盛村前后流转2630亩地,并在几年摸索后,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,一年有数千万的利润,是湖南省的农业龙头企业之一。

  2019年永盛村面临村委换届,组织部门看中了谢明,领导、朋友都劝他参选。他们的考虑倒也顺理成章:担任湘都总经理之后,村里的生产经营、邻里矛盾,事无巨细,谢明是最清楚、也最能兑现承诺的人,“你不搞谁搞?”他们担心再不有所作为,永盛村会错过扭转困境的时机。

  谢明和郭芳两位“学员村”支书正在导师村油溪桥村走访农户

  但当竞选村支书的消息传到湘都公司,管理层一致地表示了反对。谢明说,如果离开公司,他会为了避嫌将所有股份退出,工资也不再领取。

  不过,经过组织部门的一番番动员之后,谢明心里已经有了倾向,“哪怕只是干三五年,把债务问题解决掉,对吧?”为此湘都公司管理层开了一次次的闭门会,写了10张字条,5个同意5个不同意,最终的结果——谢明决心参选。

  选举中,谢明没有做任何动员,甚至自己的父亲也被蒙在鼓里。第一轮、第二轮选举没有异议,顺利通过。

  谢明正是适合永盛村发展的那个“带头人”:操持过企业,懂经济、有手腕,能在复杂的利益格局里谋取微妙的平衡。但上任之后,谢明的挑战才刚刚开始,2014年之前欠下的6700万债务,如今加上利息总计1个亿左右;而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,道路、山塘、路灯亮化,也需要1个亿。虽然村集体经济一年有200多万的收入,但跟2个亿的资金缺口比起来,显得微不足道。

  在油溪桥村研学期间,谢明是8个村支书中想法最多、但也最显忧愁的一个,钱从哪里来?他希望研学的导师给出出主意。

  曾经一无所有的村庄

  谢明所说的导师正是油溪桥村的村支书彭育晚。

  跟永盛村的情况类似,油溪桥村曾经最大的问题也是:缺人。只不过,永盛村缺的是谢明式的人物,而彭育晚在2007年回村的时候,青壮年几乎全都外出打工,40岁以下的“年轻人”只剩下4个。

  油溪桥地处娄底和益阳交界处的山区,07年之前没有路、没有水,山塘淤积,破烂凄凉,民间却赌博成风。在研学期间,彭育晚给学员们提供了一组数字:当时全村年人均收入800元,30%的“光棍率”,老房危房80%以上,并欠着45000块的外债;接手村支书时,他只得到一个公章,一方破桌子、四把旧椅子。

  但在14年后,油溪桥村已成为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”,人均年收入24600元,并拥有旅游、养殖等7大产业,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。

  成为模范村之后,2020年,油溪桥村彭育晚支书在湖南省600多名选调生集中培训上,进行了3个小时的专题讲座。这次参训的学员有三分之一出自清华北大,他们不理解,问彭育晚,当年为什么回到村里?要知道回村之前,在南宁经商多年的彭育晚已经身家数千万。

  彭育晚笑着问他们,“你们觉得我这样的人(长相)能不能找到老婆?”他说起当年恋爱的往事:妻子所在的村庄富裕、文明,而油溪桥太过落魄,“老丈人不同意,我只能带着老婆跑了,生了孩子再回来。”彭育晚说,“这让我很受刺激的,像我这样的人都找不到老婆,你说这个地方还有希望吗?”

  就任村支书后,彭育晚很快召开了第一次村委会议,会上有男同志不穿上衣,光着膀子蹲在椅子上,抽烟、闲聊、无所用心。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带动村民,他将参军时的经验带进村委,从开会纪律做起,14年来开了不下2000次村委会。“农民就是村干部,人也在一起,素质也在一起,用什么去弥补?只有态度。”

  干部带动了起来,但村庄缺钱缺人缺资源,依旧一无所有,彭育晚发动村民办集体经济,搞旅游、建农庄,依托合作社种桃树、养甲鱼,仅在游客中心的建设上,他个人就垫资超过100万。

  村庄是熟人社会,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极难处理。14年来,彭育晚先后8次修改村规民约,并用积分制来确定村民的分红,期间约束了不少人,也得罪了不少人。村里禁止赌博,家家户户签责任状,以此为生的村民便偷偷开动麻将桌,为此砸了车、打了村干部;村中的石拱桥年代久远,认定为文物,村规禁止行车,村民不仅趁夜通行,甚至向前来阻止的彭育晚亮出了匕首……

  “对乡村没有美好回忆的人,是不会来的。”彭育晚说。但实际上,美好回忆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。在油溪桥村,五分之一的人口姓“彭”,自家亲属的不配合成了他最大的挑战。彭育晚年少时家中极为贫困,为了养活兄弟姐妹8人,母亲时常出门“借米”,人情债欠了不少。彭育晚上不起高中时,一位亲戚替他交了学费,后来当这位亲戚占了公地种植蔬菜,他却不能留一点情面,“辛辛苦苦种的菜,我都拔掉了,气得他在地上打滚。”彭育晚说,事后他私下道了歉,解释初衷。

  油溪桥村14年来的变化,全赖着这样一位能人、强人。彭育晚曾在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服役4年,那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。“要你把碉堡炸掉就得炸掉,这个意识是根深蒂固了。”

  在5天的研学时间里,永盛村的谢明听了彭育晚的讲座,也到村民家中咨询探访,意识到村情不同,油溪桥的治理风格、积分制,自己恐怕很难模仿。“彭书记个人当然很厉害,但我们不一定学得来。积分制其实我们永盛村也有,但是完全按照油溪桥村的方法执行有些不切实际”。在课间休息时,谢明十分困惑,找到了研学的组织者、腾讯公司的陈圆圆,坦陈自己的感受。

  陈圆圆曾经在贵州和广西挂职11年,大概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非常懂农村的人之一。在她看来,谢明的疑问很有普遍性:导师分享了许多从1到10的经验,但学员往往不知道从0到1该怎么做,而在项目最初的设想中,从0到1的关键正是村支书本人。

  农业农村部希望通过实地研学,学精气神、学方法论,激发学员村村支书的“想象力”“创造力”,并让学习的感悟转变成为解决村庄问题的“钥匙”。一个导师村的经验和成果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构成的,而分享的时候却往往容易被讲成了“故事”。

  “导师村”油溪桥村支书彭育晚正在给“学员村”支书们上课

  “我们可能更需要辅助导师村的支书,帮他们梳理村庄从0-1的这部分内容,包括支书个人、村支两委党员干部这个团队、以及全体村民是在怎样的思想和规则下开始形成集体意识的,一定要帮导师村把Know-How(技术诀窍)提炼出来”,陈圆圆说,这部分可以用互联网将其线上化,打造一整套培训体系,全国50多万个村支书,总能找到村情相似的经验之谈。

  培训期间,谢明一直显得忧愁,但来自广西都安县大崇村的韦荣成却告诉他,“你们村能负债也是一种本事。”他的村庄底子太薄了,但也因此,韦荣成受到了曾经同样一无所有的彭育晚书记的鼓励,“我们村现在就是14年前的油溪桥。”

  耕耘者

  韦荣成所在的大崇村也许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贫困的地方:村庄地处大山之中,没有地表水、地下水,饮水只靠降雨,村民依靠在山石的缝隙中种植玉米为生,“亩产不到800斤,饿是饿不死”。到2020年4月,全村的贫困发生率仍高达35.22%,是2020年国家挂牌督战的1113个深度贫困村之一。

  多年前,韦荣成所在的屯甚至没有一名高中生,直到2002才由他打破这一“纪录”。但考上广西大学之后,因家中无力负担,韦荣成外出打工。9年后,他回家改建住房时,一位乡干部走村入户,发现了这位难得的“人才”,劝他留在村里,“钱是赚不完的,为子孙后代想想”。但在当时,韦荣成留下的唯一理由,是铺设一条屯际路通到自家门口——他的母亲当了23年的妇女主任,一直没能完成这一心愿。

  自进入村委开始,韦荣成才终于意识到大崇村有多么“缺人”: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,村中60岁以上均是文盲,5名50多年的党龄老党员,竟然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;一个叫龙布屯的居民点,仅有11户,因地形高拔、修路难度太大,村里动员搬迁,并在县城安置两套住房,但村干部没想到,村民担心无以为生、担心在县城迷路,始终搬不走……

  大崇村需要一个有眼界、肯留下的村支书,但作为被选中的人,韦荣成那时却对脱贫毫无信心。

  他能想到的唯一抓手便是“修路”。其他地方修路只需要挖掘机,但在大崇村还得用炸药。项目终于动工了,但动工之后却遇到预想不到的麻烦:一个“钉子户”阻拦施工,一连几天躺在挖掘机底下。他欢迎修路到家门口,但他不愿让出自己家的地,死活都不答应。

  在研学期间,韦荣成坐在油溪桥村的会议室里,讲起当时的困难,一时间有些语塞。在大崇村,公共意识一直还是稀缺品。

  为了解决麻烦,他凌晨五点起床,骑了几里山路的摩托车找到钉子户。对方这才告诉他,之所以阻拦仅仅是因为一些陈年琐事,想听到对方一句道歉。

  从进入村委算起,韦荣成用6年时间,为大崇村每一个屯通上了屯际路。韦荣成为此非常自豪,“这都是我亲自参与做出来的,”他笑着说。而在2020年,大崇村终于摆脱了贫困。

  韦荣成支书所在的大崇村最偏远贫困的龙布屯,2020年4月才通上了屯际路。陈杰/摄影

  5天的研学结束之后,韦荣成受到油溪桥村的积分制启发,打算以此带动人、激励人,塑造一批不再等靠要的“新村民”,“但我没有14年时间,也许5年,我相信能改变大崇村。”

  在全中国50多万个村庄里,最重要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是“人”。几天后,8位学员连同彭育晚,来到了重庆市大山深处的彭水县,在那里,腾讯组织了一场“板凳会议”,邀请了政府、学界、企业界的几位代表作为“支招人”,跟村支书们现场沟通交流。

  农村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的毛德智副司长,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到乡村调研,“农村确实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。”毛德智说,“所以我们就和腾讯合作推动了这项工作,目标就是培养培训两类‘人’:一个是乡村治理人才,一个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能带动产业发展的人才。”

  离开油溪桥仅仅几天时间,村支书们已经开始了现学现用。来自湖南永州西湾村的张浩权分享说,自己学会了一套用“开会”凝聚思想的方法,“以前村委提议之后,大家觉得‘反正都这样’就表决了。”但在研学之后,他明白只有人人都参与了,乡村才能够真正振兴。

  “村庄发展要发挥人才的作用,这个人才是谁呢?”腾讯主要创始人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从板凳上站起来,用企业管理打比方,“企业就是CEO,村里就是你们村书记,你们是最重要的。比如说我们,早期也是去看先进的世界500强是怎么做的,看完回来,不能干巴地直接用,还得结合自己的情况。”

 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部门负责人,判断都是一致的。针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训,农村农业部门一直在探索更有效的方式。毛德智将这种培训方式定义为“一种导师制”,他希望学员村的村支书们能“浸入式”地学习观察和思考,并与导师村保持长期联系“传帮带”,最终找到各自需要的路径。

  “耕耘者”计划油溪桥村传帮带结对研学培训班开班仪式

  油溪桥的研学结束后不久,5月24日,腾讯公司跟农村农业部在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,项目被命名为“耕耘者”振兴计划:在未来3年,腾讯将投入5亿元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,其中线下10万名、线上100万名,并利用自身的互联网优势,构建线上的知识分享平台。

  当看到“耕耘者”计划发布的新闻之后,作为第一期学员,谢明在朋友圈转发了消息:是荣誉也是鞭策——000001号学员。

  那时候,谢明已经通过一场谈判,将村庄债务中最大第一笔,通过多方努力,谈判到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地步。他告诉记者,“村民都在讲,你是个干实事的人。”但更重要的是,原本打算干三五年就离职的他,受彭育晚书记的启发,心里对村支书一职有了新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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